大力发挥外语类院校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潜能与优势

  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气势恢宏、内涵丰富,铿锵有力、催人奋进,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讲话对新的征程上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和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其中之一是 “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的重要内涵。应该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是需要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和共同努力。

  此前,习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就为我们加强和改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遵循。笔者认为,要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在习外交思想体系中去学思悟践。

  外语类高等院校肩负着为贯彻落实习外交思想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职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深入考虑当下需要怎样的人才。不难发现,培养兼具外语技能和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是现实之需。事实上,在外语类专业着力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合乎学理、切实可行,其合理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两类专业有共同的学科基础。所谓传播能力,一般指媒体的有效传播力,属于新闻传播学学科范畴。而新闻传播学是一个综合交叉学科,《新闻传播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开宗明义地说明,“新闻传播学是文学门类下设的一个专业类,主要以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学科基础,同时有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显然,新闻传播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同属文学门类,有共同的学科基础。两类专业教学质量都参照国家标准,都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都把“全球视野(国际视野)”“跨文化(传播)能力” “外语运用能力(应用水平)”作为培养目标或培养规格。如果再进一步把传播细分为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后者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途径,也是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符号,可以说语言学是传播能力的左膀右臂,外国语言文学则是国际传播能力的手足口舌耳目。

  二是外语类人才和国际传播人才有共通的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国际传播人才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中外融通的跨文化能力。《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掌握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区域与国别知识,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具备“外语运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外语类专业人才因此具有成为国际传播人才的潜质。

  三是外国语言文字有助于扩大国际传播受众面。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目前,汉语(中文)还不是国际通用语言文字,面对全球异质性和多样化的话语体系,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还需要转化为外语(文)讲述和传播,才能更好地实现“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而无论是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还是直接用受众能看(听)得懂的语言(文)表达,外语类专业人才具有更好的基础和更加突出的优势。

  四是通过外国语言文字能够捕捉到传播过程中更为精准的信息。国际传播信息的加工与传递非常倚重于语言翻译;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等方面许多时候需要借助外语去获得,或者说,深谙外语者,获得的反馈更直接快捷,对交互作用观察的更深入具体,对传播效能的分析更为透彻。

  可以说,继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论述之后,习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外语类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外语类高校要主动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不负时代,不辱使命,乘势而上,在新文科背景下,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固本守正,积极创新,主动与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与融合,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石在立德固本。国际传播人才要有坚定而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现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仍然处于国际传播领域的强势地位,他们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竭力遏制中国,极尽污名抹黑妖魔中国之能事,蓄意歪曲中国的形象。外语类专业学生长期置身目标语文化语境,存在受其思想观念、话语体系浸染的潜在风险,必须具备更强的政治定力、更高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更加自觉自信的文化意识。为此,要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的教育和引导,通过政治理论课、中国历史文化素养课、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等多种途径,让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真正明白并能深入阐述中国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当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国外语类高校推广《习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的“三进”工作,为外语类高校培养学生的政治立场,深入理解中国国情、党情、民情,涵养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都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是立德固本的有效路径,必将在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支柱在守正强基。外语类专业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优势在于本专业学生熟练运用外语的能力、基于对语言对象国别和区域文化较为深入了解的跨文化能力和较宽的国际视野。这些是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底色,缺乏这个底色,或者成色不足,不仅不能成为有效的国际传播专门人才,也算不上是合格的外语专业人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近几十年的外语专业教育对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重视不够,外语专业一些学生的中文书面表达能力弱。这种局面不利于在外语类专业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因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加强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外语类专业培养的人才绝不能精于外文而荒了中文,对语言对象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烂熟于心而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捉襟见肘、含糊其辞。作为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国学生不仅要有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必须满怀传承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与精神的强烈使命感和持久的激情。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前景在融合创新。外语类专业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完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自觉地将新闻传播学相关知识技能纳入学科交叉融合的范畴,为外语类专业学生学习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课程(比如马克思新闻思想、传播学概论、网络与新媒体概论、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等)、参加实践教学提供机会。

  我国传统的外语类高校在开设多语种外语类专业的同时都开办了新闻传播类专业。因此,在校内就可以实现两类专业的交叉融合培养。以笔者所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为例,学校设有33个外语语种、35个外语类专业,4个新闻传播类专业(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还开设了其他与国际传播密切相关的专业,具有在外语类高校培养国际传播专门人才的条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外语类高校有责任、有能力为培养优秀的国际传播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使我国的外语类专业人才不仅可以成为中外融通的桥梁,而且可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生力军!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